潮了，结成一坨一坨的小疙瘩，搅了半天也没完全化开。她端着杯底还有渣的咖啡坐到沙发上，把平板上的pdf重新翻了一遍。

翻到最后一页，她的手指停在父亲那张旧照片上。

记忆忽然被拉回很远的地方――小时候住的那套老房子，客厅墙上挂着一个相框，相框里是父亲和十几个员工的合影。公司刚起步的时候拍的，背景是一间租来的仓库改装成的办公室。父亲站在最后一排最左边，被前面的人挡住了半边身子，只露出一个瘦削的肩膀和一张笑得很张扬的脸。

后来破产了，相框被收废品的连同旧报纸一起论斤卖了。

苏砚记得那天晚上，她妈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，四周的家具都被搬光了，只剩下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还在亮。那盏灯因为太旧了，每隔几秒就闪一下，整个房间像是在拼命眨眼。

她妈说了一句话：“你爸这辈子，就是太相信别人了。”

十三岁的苏砚蹲在墙角，把这句话写进了数学笔记本的扉页。第二天她去学校，同桌问她借橡皮，她犹豫了整整三秒钟才递过去。

递过去之后，她把橡皮放在桌上两人正中间的位置，全程盯着，直到同桌用完放回来。

这种习惯她保持了将近二十年。直到昨晚在地下车库里，陆时衍把那个八块五的三明治递进车窗，她拆开包装就吃了，没检查，没犹豫，没计算这份食物里有多少真心的成分和多少陷阱的成分。

她吃完了整个三明治，还觉得不够。

想到这里，苏砚把最后一口带渣的咖啡喝干净，站起来走到镜子前。镜子里的女人头发乱糟糟的，穿着洗到发白的旧t恤，眼睛下面两团青黑，但眼神比凌晨四点十七分醒来时明亮了不止一个色度。

她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：“你变了。”

然后自己回答：“我知道。”

下午两点整，陆时衍准时出现在苏砚办公室门口。他换了一件白衬衫，领口扣到第二颗，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，袋口系着白棉绳。苏砚坐在办公桌后面，面前摊着一摞文件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防蓝光的平光眼镜――她不近视，但熬夜看屏幕太久会头疼，这副眼镜是她给自己设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
“第五稿，打印版。”陆时衍把档案袋放在桌上，“附录三在最后一页，我没删。”

“我知道你不会删。”

苏砚拆开档案袋，抽出那沓厚厚的文件，直接翻到最后一页。那张旧照片的扫描件印在a4纸上，比她凌晨在屏幕上看到的更清晰一些。父亲的笑容，导师的表情，还有那行褪色的钢笔字。

“以此照为证。”她用手指点着那五个字，一字一顿地念了出来。

然后她抬起头，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文件上，看着陆时衍。

“陆律师，今天这场仗，我们怎么打？”

陆时衍从公文包里又掏出一份文件，比第五稿薄得多，大概只有十几页。他把文件放在苏砚面前，封面上一行二号宋体字――

“关于追加被告女儿为证人的风险评估报告。”

苏砚翻开报告，第一页只有一句话，加粗，居中：

“若追加被告女儿为证人，其将面临的最大风险不是法律责任，而是舆论暴力。”

她把报告合上。

“所以你的建议是？”

陆时衍看着她，眼睛里没有熬夜的疲惫，只有一种很清明的冷静。

“我的建议是――追加她为证人。但同时，我会向法庭申请不公开审理，并对证人身份信息做匿名处理。这样做有两个后果。第一，导师会认为我们在威胁他女儿，他会乱。第二，他女儿看到匿名保护措施后，如果确实不知情，会选择说出真相。如果她知情――她也会因为这个保护而放松警惕，露出破绽。”

苏砚盯着他看了很久。

“你这一招，挺狠的。”

“跟你学的。”

“我什么时候教过你这个？”

“你在地下车库跟我说――你把自己活成一座牢。”陆时衍拉开椅子，在她对面坐下来，把手肘支在桌上，十指交叉，“我在想，导师也给自己修了一座牢。他用学生的信任、同行的敬重、女儿的未来，给自己垒了一道墙。我们要做的不是推倒这堵墙，是让他自己从里面打开门。”

苏砚慢慢点了点头。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，他打开门的那一刻，庭上会亮起所有的灯。他无处可躲，也没人帮他躲。那才是他真正开始交代的时候。”

办公室里安静了大概十秒钟。然后苏砚拿起桌上的座机，拨了内线。